美防疫专家丨新冠状病毒对全球公共卫生的三个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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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防疫专家丨新冠状病毒对全球公共卫生的三个考验
作者：斯图尔特·M·帕特里克 （Stewart M. Patrick）
译者：王婧滢
法意导言
新型冠状病毒的进展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引发了对于全球公共卫生的思考。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斯图尔特·M·帕特里克（Stewart M. Patrick）于2月3日在《世界政治评论》（World Politics Review）上发表了《新冠状病毒对全球公共卫生的三个考验》（The Wuhan Coronavirus Poses Three Tests for Global Public Health）一文。他认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和协调，此次新冠疫情对中国政府、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政府都提出了挑战，而接下来几周时间将揭示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是否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并且能否采取有效且合适的措施应对疫情。
武汉光谷
武汉冠状病毒的迅速传播正在考验多边体系应对大型流行病的能力，世界卫生组织也在上周四宣布其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截至1月31日，在中国已有9720人感染，其余20个国家和地区内约有100人感染，至少213人因此死亡。日益加深的公共卫生危机提醒我们，我们生活的世界在流行病学意义上是互相依赖的，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爆发的疫情都能以喷气飞机的高速蔓延到世界各地。
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件事：发生疫情的国家的政府采取的及时可靠的行动；世卫组织在协调国际反应时坚定的指导和领导；以及其他自然地希望保护本国公民免受疾病侵害的国家的负责任的行为。以前的大型流行病，包括2002年和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和2014年西非的埃博拉病毒，都表明这三件事不是理所当然的。未来几周将揭示中国、其他国家政府和世卫组织是否从过去的流行病中吸取了教训并且实施了必要的改革。
对控制疫情负有首要责任的中国政府，表现出了避免重复SARS疫情的错误的决心。在上一次SARS冠状病毒的疫情中，五大洲26个国家的8000多人被感染。虽然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只有”800人，但估计全球GDP损失了1000亿美元。这一事件也揭露了中国政府的谎言，当局起初否认疫情，随后对此轻描淡写，这使疫情在关键的早期阶段积聚了势头。
然而，自从冠状病毒爆发以来，中国的表现好坏参半，因为旧习惯难以改变，尤其是在省级政府层面。非典爆发后，中国政府建立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并告诫官员不要试图掩盖任何可能在未来爆发的疫情。尽管告诫在先，中心城市武汉和湖北省其他地区的地方官员在12月初发现疫情后，犹豫了数周时间才汇报，相比采取能扼制疫情的立即干预措施，他们选择了保密。
中央政府在介入后表现得更加果断。12月31日，为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条约义务，中国当局向世卫组织通报了武汉市中心发生的一系列疑似肺炎样的病例。中国政府还任命李克强总理为中央一个新的特别工作组的负责人，该工作组负责研究并防止病毒传播。
此后，中国政府对16个城市实施了全面或部分的检疫隔离和旅行限制，影响了超过5000万人；延长了农历新年以减少旅行；并且禁止在全国范围内买卖被怀疑是疾病源头的野生动物。截至一月下旬，拥有1100万人口的武汉采取了有效的封锁，湖北省其他地区的进出都受到限制。1月28日，中国同意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介入。虽然一些美国研究人员抱怨中国在共享流行病学数据上的拖延，但中国今天的总体透明度远远好于过去。
武汉冠状病毒也会检验世卫组织及其总干事谭德塞的成果。谭德塞于2017年从饱受批评的陈冯富珍手中接任这一职务，后者因对埃博拉疫情的笨拙应对而广受诟病。在西非的那场危机中，世卫组织失职，未能将这场加速爆发的疫情定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直到病毒蔓延到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并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夺去近千人的生命。陈冯富珍称世界卫生组织只是一个“技术机构”，并不是“最先反应者”。随后，针对世卫组织的不足进行的独立评估认为，世卫组织“没有足够的能力或组织文化来提供应对紧急公共卫生的全面反应”。这些不足的部分责任在于世卫组织成员国，它们致使世卫组织的资金长期短缺，但议程却越来越复杂。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瑞士日内瓦世卫组织总部接受记者采访
谭德塞需要领导针对武汉冠状病毒的多方应对，同时需要领导一个仍因管理、治理和融资结构缺陷而步履维艰的机构，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一线希望在于，中国的应对能力比脆弱的西非国家强大得多。这使得世卫组织在为中国的努力提供技术支持的同时，能够专注于协调统筹，而非实施一致的全球应对措施。
1月30日，谭德塞动用了世卫组织最强大的力量，将冠状病毒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是自2005年世界卫生大会授予其权力以来，该机构第六次做出这一决定。虽然这一决策没有法律效力，但其象征影响和实际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它强调了危机的严重性和世卫组织在动员和协调国际反应上的权威。然而，公共卫生专家们对此表示了不满，因为这些名称仍然具有二元的、“全或无”的属性，需要浪费时间辩论某一特定的流行病是否已经达到这个模糊的门槛。谭德塞提出了一个颜色编码分类系统，以更准确地确定全球卫生危机的严重等级。
多边体系面临的第三个考验是，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是否采取能够加强而不是阻碍应对流行病的措施，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善全球卫生。有四个重点需要突出。首先，各国应避免严厉的贸易和旅行限制，除非这些限制如世卫组织的国际卫生条例所坚持的那样，是基于可靠的科学证据和公共卫生原则。关闭边境和禁止旅行是看上去很有吸引力的选择，但很少需要这么做，它弊大于利，同时也会破坏包括药品在内的、基于全球供应链的贸易。正如世卫组织在2014年埃博拉危机期间宣布的那样，“警惕而不是禁止”应该是默认的安排。这并没有阻止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此类限制，美国在上周五开始禁止过去两周内到过中国的任何人入境。
其次，各国必须致力于分享它们分离的病毒样本，以便全世界的科学家能够了解疾病的结构和流行病学特征，并迅速开发疫苗。正如我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同事托马斯·波利基和大卫·菲德勒所指出的那样，各国共享的病毒样本正在减少，这与承认一个国家对其领土内的遗传资源拥有主权的2014年《名古屋遗传资源议定书》的主张相似。对病原体基因测序的主权主张绝不能凌驾于全球公共卫生之上。
第三，各国应致力于共享抗病毒药物和其他拯救生命的医疗用品，而不是将其储存起来纯粹用于国家性的用途，或允许企业从其稀缺性中牟取暴利。当这些材料稀缺而且疫情肆虐时，就像2009年的H1N1流感那样，人们自然倾向于囤积物品。为了减少这一危险，世卫组织成员国必须针对国际体系展开必然艰巨的讨论，确保疫苗能够被公平地获得。
最后，各国必须提高应对流行病的国家能力。截至2018年，世界上只有三分之一的国家的自我报告遵守了世卫组织国际卫生条例的法律要求。另外三分之二的国家的卫生系统没有做好应对重大的疾病爆发的准备，从而使整个世界处于危险之中。
翻译文章：
Stewart M. Patrick, The Wuhan Coronavirus Poses Three Tests for Global Public Health, World Politics Review, Feb 3, 2020.
网络链接：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28510/the-wuhan-coronavirus-poses-three-tests-for-global-public-health
译者介绍：王婧滢，清华大学外文系2015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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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Luna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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